从单个领导人到领导集体，我们国家经历了这样一个治理方式的变化，但是要走向法治，把党的根基深深扎根在法理这个基础之上，就更具有了长久性，更能实现长治久安。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后，很多人解读党和法的关系，党大还是法大。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非常明确的阐述：党的领导要贯穿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党的领导是指引、领导依法治国的，但是党的领导方式要依法治国。这是一种重大的进步，以权威的形式做出依法治国决定，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一)从“人治”到“法治”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历史的逻辑必然。
“人治”曾经在一个时代创造了辉煌，但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训告诉我们，单靠人治是不行的。小平同志引用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像斯大林破坏民主法治这种现象在欧美这种发达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毛泽东也意识到，没有规矩是不行的。
“人治”的历史合理性是建立在没有形成规律、法治的基础上的。“人治”是靠领导者、管理者对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起到引领作用，在一定历史阶段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前苏联斯大林时期，带领全体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法西斯，带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达到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和美国相抗衡，使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初步体现出来，有很大的历史功绩，但是这种治理国家的方式，也留下了许多惨痛的教训。领导人的偏好、意愿和主张与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相一致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一呼百应，但是当领导人的偏好、意愿和主张与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不一致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制约住他，就会产生极大的危害。怎样规范这种负面领导力，只有靠制度、靠法律。时代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生产力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社会文明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治”就会产生的弊端。
(二)从“人治”到“法治”把党的执政基础建立在更加牢固的法理基础之上
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就是说我们的执政基础是建立在历史的功绩上的。当打天下的那一代人都离开我们的时候，在后伟人时代、后权威时代，我们还能否赢得历史和人民的信任，继续执政，保证政治稳定?党的执政根基更牢靠的法理基础是什么?不能总是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生代的人就会受到其他方面合法性理论的影响，再加上执政过程中有成就也有教训的时候，就会被抓住一点不记其余。苏共的教训极其深刻，苏联解体前夕，就是因为经济上出了一点状况，就引起民族问题，引起社会问题，引起政治问题，引起苏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因此，经济成就不是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哪个政党都要发展经济。现在我们要重铸执政的合法性根基，把合法性根基扎根在历史的土壤中。“人治”不是长久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人治”就可能不要规矩，其随意性就大，就可能导致使天下大乱，“大乱”不会达到天下“大治”，还会自乱阵脚。历史的经验必须吸取，一个不会吸取历史经验的政党不是一个政治成熟的政党，一个吸取了历史的经验，而不会在现实中汲取经验的政党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政党。因此，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到现在，积累了许多的经验和教训，这就是我们提出法治的逻辑必然，“法治”比“人治”更长久。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这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原话，把党的执政根基放在了牢固的法理基础之上。进行社会主义法治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必须把民主法治化、制度化。因此我们说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文本，是我们政治改革落到实处的文件。
(三)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要靠法律，当然，法律还要跟法治、政策各个方面相配合。治理现代化，就是国家的制度框架和权力配置要符合现代化的要求，要分权、责权明确，相互制约，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合理的权力配置，行政权、司法权、执政权要有合理的界定。治理能力包括治理体系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是推动社会发展还是阻碍社会发展，还是怎么样推动社会发展，治理国家的人的能力、素质也是很重要的标准。所以治理体系，就是要形成一套治理国家的法律体系、制度体系，规范权力的运行。治理现代化对应着治理非现代化，就是“人治”。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要有很好的驾驭能力，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好的驾驭能力，对社会的发展有很好的驾驭能力，不是一句简单的空话。我们现在驾驭经济社会的能力还很差，比如国庆假期高速免费的问题，就反映出我们的治理能力还有不足，还要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治理现代化还要使经济社会的发展符合现代化的基本要求，顺应老百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各个方面的诉求，追求便捷。
“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比喻治理国家要小心翼翼，一点火候都不能过。“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打铁先要自身硬”“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这都是习总书记的原话，我觉得说的非常接地气。习总书记的经历，上山下乡，经历了全国好几个省，老百姓的疾苦他最知道。老百姓的幸福就是喝更干净的水、吃放心的食品、住宽敞的房子、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有病能够及时得到医治。人民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说的好，还要做的好。必须要依靠法治，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没有制度，只靠拍脑袋和拍胸脯是治理不好这么大一个国家的。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三、“靠人治理”到“依法治理”——治理模式的第二次革命
我们中国今天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我们在治理国家的方式和手段上也在发生变化，这是顺应时代和历史潮流的一场革命。
(一)从“神治”到“人治”是治理模式的第一次革命
关于“神治”，可以回顾一下中国和世界历史，中国历史有没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欧洲历史上有没有“神”治理的时代?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就是神的化身，教会统治着人们的一切，它是宗教信仰和世俗统治相统一的治理方式。打开历史的书籍，都可以看到，黑暗的中世纪，它是以神左右着人的。《诗经》中也有论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临汝，无贰尔心。”祭天、天子、皇帝自称朕，“朕”字，月、天，表明皇帝是关系到天的。
人类怎么治理，欧洲也开始探索，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慢慢回归了到了人本身，不能以神来主导人，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以人自身而不是以神主导来治理社会。随着科技的进步，原来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的，但这与教会产生了冲突，就要被处死。在人类治理模式中，这是第一次革命，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神都是虚幻的。这次革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经历了历次斗争，这一段是血与火斗争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人剥削人，反对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资产的。人分为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地位、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承，但人作为不同的个体都一样的，你不能说你富就高贵，我穷就比你下贱。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是符合人类发展的大主张、正确的主张。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是一个进步，但是财富、话语权仍垄断在少数人手里。现在老百姓、普罗大众每个人都有发言权，但是每个人都想发言，人这么多怎么办?初期，那种广场政治，遇到什么事情都举举手、投投票，还只允许是男的、成年的男的，女的不行。后来，慢慢人多了怎么办，这么多主张整合起来，再形成一个共同的主张，那得多少时间。中国将近十四亿，一个人说一句话，十四亿句话，一分钟一句，十四亿分钟，除去那些还没有获得公民资格的，除去那些老的、不愿意参与的，那还有很多亿。再靠广场政治、靠街头政治、靠举举手，根本不行。“人治”对“神治”来说是个进步，“法治”对“人治”来说更是一个进步。
(二)从人治向制度治的转型是人类治理模式的第二次革命
第二次治理模式的革命，从“人”治理到“制度”治理。制度就是法，法就是制度，制度有治理功能、规范性和秩序性功能、合理性和合法性分配功能、导向和激励功能、约束性功能。“好制度使好人办起事来非常的便利，不好的制度使好人不能干好事，坏人办坏事非常容易”，这是邓小平说的。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问题上对邓小平这句话也思考过很久，什么叫做一套成熟的制度?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跟黄炎培有一段对话，毛泽东也说要跳出那个历史周期律，只有民主，但是，到底怎么把民主这个答卷答好，题目怎么做，没有一个很好的思考。怎么样发展我们的民主，邓小平破了题，要发展民主必须是制度化、法治化。但是怎么样把民主制度化、法治化，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依法治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那个决定出来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如果毛泽东打造的是中国发展的1.0版，那么邓小平打造的就是2.0版，习近平这代领导人，将重新打造我们升级版的生活3.0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怎么装，限制权力、放活权利，把制度的笼子扎好，还要让权力在制度的笼子里能活动开，有活力，这就需要制定一套完整的制度、法律法规体系，给国家留下制度遗产比留下GDP，能对国家产生更加长远的好处。
(三)第二次治理革命大趋势
在领导理念上，从权威至上、英雄崇拜到民主法治至上和制度崇拜转变。英雄主义的崇拜已经渐行渐远，制度崇拜的时代已经来临，民主法治崇拜就是制度崇拜，要建立人人都守法、人人都守纪律，这样一种社会就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在领导方式上，从“人格化”领导到“非人格化”领导转变。什么是人格化领导，就是英明领袖;非人格化领导，不管是谁当了领导都要这么做，不以人的意志、改变而变化。
在政治权威上，从历史合理性到现实合法性的转变。什么是历史合理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受到各国列强的欺凌，我们从封建国家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人被视为东亚病夫，没有一点尊严，多少仁人志士为了追求民族复兴抛头?洒热血，经过了众多探索，都没有成功，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第二代领导人受到人民的尊重和认可，但是传统领导权威的历史合理性随着开国元勋的离世逐步式微，新生代领导人的执政合法性受到了一定的质疑。现在有的居心叵测的人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丑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说在抗日战场国民党是在主战场作战、功劳更大，忽视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在敌后战场付出的巨大牺牲。对于这些批评和诋毁，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用我们更智慧的办法，从历史的合法性到现实的合法性转变，一定要干的更好，赢得人民对共产党的支持，对我们合法地位的认可。没有人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尽管也犯了些错误，但是正像评价毛泽东一样，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在进一步的改革中现代领导者必须重筑现有制度的合法性基础。要公正、廉洁，站得正、立得直，公生明、廉生威，打铁先要自身硬，从我做起，从政治局做起。在APEC会议上，有人就说，世界的话语权正在逐渐向东方转移，中国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但是，这个过程会相当漫长和艰辛。中国的崛起将改变西方靠金融、靠军事、靠科技所主导的国际格局，但是里面会充满着激烈的竞争。发达国家已经在我们国家周围布置了一圈子母雷，重返亚太，越南、菲律宾、钓鱼岛、朝鲜半岛，而我们积极应对，一路一带，海上交通，建设国家开发银行、投资银行，国内大量的储备外资。那时候邓小平说韬光养晦，绝不出头，沉着冷静，冷静观察，现在这十六字方针逐步升级，我们划分东海识别区，在东海问题上绝不让步，紧逼安倍晋三。
现在桅杆在海的那个地方已经出现了，但是还是要经过狂风暴雨的洗礼。中国，人类历史上最悠久、从未断过的文明，要在我们这一代中国共产党的手里变成一个现实。我们算一笔账，西方国家完成了工业化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1763年英国开始工业革命，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完成了工业化，进入了后工业时代，用了200多年时间不到10亿人完成了工业化。我们1949年建立政权，准备用100年的时间，到2049年建成工业化国家。我们的人口将近十四亿，加上香港、澳门、台湾，将近十六亿。中国共产党要用100年的时间把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弱、五分之一强的人口带进工业化国家。邓小平说过，我们身上的担子重、任务强，不能睡大觉。这一代领导人肩负着多么神圣的历史使命，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中国都不会国大必霸，这是因为我们中国文化从来都是内敛的，就像我们的太极拳，练得是内功;像郑和下西洋，我们也没有抢，是去布施皇帝的权威。
编织制度之“笼”，把权力装进去;在治理模式上，从“人治”到“制度治”演进;靠制度反腐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共产党要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必须要把自身建设好。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不敢腐，不能腐还没有实现，再到不想腐。反腐，治标、治本，苍蝇老虎一起打。建设长久的规范性的制度，加强新的政治文化，在价值观上改造，更是一个长久之计。